廉政史鉴 | 刻在石上的高洁

发布日期:2024-05-31    浏览次数:


众人皆知桂林山水甲天下,殊不知桂林亦保存了许多古代石刻,“诸山无一处无摩崖”“看山如观画,游山如读史”。

自东晋以来,无数文人墨客慕名来到桂林,登山临水,把转瞬即逝的灵感刻入山石,让瞬间获得永恒。两千五百余件摩崖石刻、造像、散碑,分布在桂林市中心及周围的独秀峰、叠彩山、伏波山等三十余处名山洞府。在文博爱好者口中,流传着“唐碑看西安,宋刻看桂林”的说法。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评价桂林石刻:“唐宋题名之渊薮,以桂林为甲”。

桂林石刻中,最负盛名也最具代表性的,当为由龙隐洞、龙隐岩两处石刻群组成的桂海碑林。摩崖殆遍、壁无完石、碑刻如林、精品如云,桂海碑林犹如一扇小窗,从中可窥见桂林长达一千七百余年的灿烂石刻史。

龙隐洞、龙隐岩有唐至民国时期石刻213件,其中唐代1件、宋代111件、元代1件、明代42件、清代26件、年代无考者32件。这些石刻展现了古人对桂林山水之美的独特领悟,展现了古人深邃幽微的精神世界,蕴含着“慈、善、孝、义、廉”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。

《龙图梅公瘴说》载古贤清廉之志

“桂林岩洞,龙隐其最也。”石壁玉立、流水萦纡,加上有龙的传说,龙隐洞、龙隐岩自古就是文人墨客喜爱的览胜抒怀之处。据史料记载,唐宋时期,桂林小东江水流充沛,文人墨客通常乘舟沿小东江顺流而下,从南口进入龙隐洞中。再舍舟登岸,拾级而上到龙隐岩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们可以欣赏两岸的奇山秀水,也可以临溪而坐,对饮新茗,吹奏丝竹管弦,感受山水清音之雅。

北宋治平元年(1064年)十一月廿七日,广西提点刑狱余藻同几位友人一起,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龙隐岩并留迹石上:“自寿宁院抵庆林观,少休风洞,上登栖霞洞,却下漾楫,泊龙隐岩,肴觞啸咏,日薄西渡……”又是登山,又是划船,足足游览了一整天。南宋绍兴五年(1135年)的一天,又有一群文人墨客游览了龙隐岩,在石上留下一篇游记:“饭罢,拏舟绝溪,游龙隐岩,酌乳泉,煎沉水……”桂林广布喀斯特地貌,富有溶洞,古人饮用岩石上滴下来的水,或收集起来泡茶,真是别有一番情趣。

宋代龙隐岩附近建起了释迦寺、骖鸾亭、环翠阁等建筑,明代又建了怡云亭,吸引了更多人来此游览,寄情山水,留痕石上。石刻群中,精品众多,有范成大之诗词、黄庭坚之书法、朱熹之文赋等。

龙隐岩内有一块宋代摩崖石刻《龙图梅公瘴说》,这是一篇著名的反腐檄文,于2023年入选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。

碑文作者是北宋龙图阁学士梅挚。梅挚是一位体贴百姓、为民分忧的官员。梅挚在苏州为官时,奏请减少江淮漕粮的征收数量,原来此前因河北饥荒,临时增加了江淮漕粮的征收数量,现在江淮发生饥荒,不应再按这个标准征收漕粮。梅挚在滑州(今河南安阳滑县)为官时,每年都要加固黄河堤岸,他见百姓为此疲于奔命,奏请以州兵代替。一次,黄河暴涨,将要决口,他日夜坚守在堤岸上,督促工事尽快完成,最终很好防御了水患,获得百姓的称赞和上司的嘉奖。

北宋景祐元年(1034年),梅挚出任昭州(今广西桂林平乐)知州,撰写了《五瘴说》这篇流传千古的文章。瘴气原指南方山林中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毒气。广西自古气候湿热,瘴气不断,被称为“瘴疠之乡”,人人谈“瘴”色变。

梅挚到任昭州后,向来体弱的他却并未因瘴气而染病。针对时人畏惧瘴气的心理,他深感肆意搜刮、善恶不辨、宴饮无节、侵夺民财、荒淫无道的乱象比自然界的瘴气对人的危害更猛烈,便写下了这篇《五瘴说》。

他用冷峻的笔触写道,有租赋之瘴、刑狱之瘴、饮食之瘴、货财之瘴、帷薄之瘴这“五瘴”中的一种,“安者必病,病者必殒”。

一百五十多年后,南宋任职广西的官员朱晞颜将《五瘴说》刻于龙隐岩,并写跋语加以评论。跋语对《五瘴说》作了精辟的阐释。他认为官员惧怕岭南瘴气,其原因是畏惧死亡,然而人有生则必有死,只是人应该死得其所。如果有人身染梅挚所列举的这“五瘴”,即使身在没有瘴气的地方也无法避免死亡;倘若这“五瘴”全无,此人即便是身处瘴乡,也如同在中原一样,根本无须担心。朱晞颜以自身在瘴乡为官的经历,提出“岭土能瘴人耶,亦人自为瘴耶”这一引人深思的议题。

《五瘴说》不仅是梅挚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深刻反思,更映照出清廉正直的官员心中对廉洁的执着追求。清廉是社会的基石,为官者只有以廉为本,社会才能有正义,才能赢得人民的尊重和信任。1963年,郭沫若看了《龙图梅公瘴说》石刻后,留下了“梅公瘴说警人心”的诗句。

《世节堂》子承父志彰高洁品格

挨着《龙图梅公瘴说》石刻,是另一件宋代石刻《世节堂》。它的题写者是南宋官员方信孺。

根据史书记载,方信孺生于南宋淳熙四年(1177年),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,才华过人,少年时就写下让人惊叹的文章,受到杨万里、周必大等名家的称赞。

方信孺曾三次奉命出使金朝。有一次,方信孺行至濠州(今安徽凤阳)时,被金人扣押,投入牢中,金人想逼迫他同意称藩、割地等条件,被方信孺拒绝。金人问他还想不想活着回去,方信孺正色回答:“吾将命出国门时,已置生死度外矣。”方信孺三次出使,“以口舌折强敌”,维护了宋朝利益,金人对其又恨又敬,后来更换了使者后,金人必问方信孺的近况。

嘉定六年(1213年),方信孺出任广西提点刑狱兼转运判官,主管广西司法和财赋。巧的是,方信孺到任桂林二十年前,其父方崧卿也曾在广西任转运判官,克勤克俭,廉洁奉公,体察民生疾苦,为百姓谋利益,获得广西百姓拥戴。

二十年后,当方信孺到了当年父亲为官的桂林时,心中的感慨可想而知。为了彰显其父的优良品格和政绩,同时提醒自己像父亲一样恪尽职守,方信孺将自己的办公场所定名为“世节堂”。节,就是气节、节操的意思。世节就是世代保持节操的意思。嘉定八年(1215年),他将《世节堂》石刻置于纪念他父亲的《方公祠堂之记》之侧,两件石刻是桂林石刻中反映子承父志、保持高尚节操的代表之作。

方信孺的《世节堂》不仅是一件珍贵的宋代石刻,更是一面镜子,映照出家风传承的重要性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,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,优秀的家风将造福孩子的一生,而朽败的家风将使一个本有前途的孩子折损。为人父母,可不重视家教乎?

《劝农事》倡德政务实抚民

戏剧大家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乃不朽的经典,其中有一出《劝农》,有唱词如下:“时节时节,过了春三二月。乍晴膏雨烟浓,太守春深劝农。农重农重,缓理征徭词讼。”在以农为本的古代中国,官员有劝农的职责,即在春耕时节,去各地查看耕种情况,督促农民按时播种。

龙隐岩中有一件摩崖石刻《劝农事》,是宋代的一篇官员劝农的文告,作者是当时的广西提点刑狱兼劝农使李师中,他以仁德宽厚的为官之道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。

“每因读刑禁旬状,见人民多因小事争斗,致有杀伤,虽骨肉至亲,不相容忍,此深可哀悯。”李师中在这篇文告中首先提及,他在平时阅读民事纠纷的案卷时,常常发现当地百姓因为一些琐细之事而发生争斗,致使有百姓被打伤甚或被打死,有时甚至是一家人之间闹得不可开交,对簿公堂。他对此感到十分痛心。

那么,是不是百姓刁顽不化所致呢?他认为不是这样。他在碑文中这样写道:“盖劝农亲民官不本教化所致。”他把上述问题出现的原因,归结于地方官不注重对百姓进行教化。

正因此,李师中发布了这则文告,要求官员“晓谕乡老”在民间进行劝导。乡老是乡里有地位有威望的老者,他们有着丰富的阅历与经验,古代官府赋予他们调解纠纷、宣导教化等职责。

至于劝导的内容,文告中也写得很清楚,“勤于田农,孝养父母,内外和顺,不相欺凌”。他认为“民无交争则无横死”,没有因小利而出现的争夺,百姓就得以保全性命,得以安居乐业,社会风气自然和顺美满。有些官吏认为广西地处蛮荒之地、百姓刁顽好斗不可“教诲”,李师中对此提出了批评,肯定当地百姓是通情达理的,绝不能轻视之。

李师中的这篇文告,反映了中国古代士大夫“重农”的思想与“民为贵”的思想,贯穿了儒家的安民、仁爱的理想。李师中之所以重视教化,其最终目的是希望减少纠纷、保全生命。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,生命是一个人、一个家庭、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前提。

值得重视的是,这篇文告不仅劝农而且也劝官。他认识到百姓之间的矛盾,不仅是自身素质的问题,也是地方官工作方法的问题。更可贵的是,这篇文告蕴含了儒家“有教无类”的思想,不论地域、不论生活方式,百姓都是可以通过接受教化而改变的。

摩崖默默,石刻无言。石刻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,历经千年,栉风沐雨,以其坚硬、不朽的特质,在岁月的洗礼中沉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、连接悠久的历史记忆,让我们能够跨越时空的鸿沟,感受到古人对高洁的向往。

千百年来,古代文人墨客挥毫书丹不止,斧凿刀刻不息,把无言无语的桂林龙隐洞、龙隐岩“写”成了一部天地山水间的“编年体史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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